文艺批评 | 汪晖：艺术与“真正的紧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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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今天，人们在经过了艰难的抗疫之后，仍然在“紧急状态”和“正常状态”之间徘徊，努力寻求适应。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之下，旧的语言已然匮乏，艺术在现在是否能够提供准确表述新情境的语言？疫情使得人类社会对科学技术的依赖大大提升，在后真相时代，艺术是否能够担当起反媒体的媒体的角色？文艺批评今日特推送汪晖教授在红砖美术馆大型国际群展“2020＋”展览开幕新闻发布会上的视频连线发言。汪晖教授认为，艺术的功能与使命恰好相反，即创造一种如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真正的紧急状态”：促成新的认知和敏感的形成、新的表达形式的诞生，进而为我们置身的时势的转变提供灵感与契机。

本文转载自“澎拜新闻”，特此感谢！

汪晖

艺术与“真正的紧急状态”

在小说《鼠疫》的末尾，加缪描写了两种脱离鼠疫世界的感觉：一种是在鼠疫尚未结束之时，医生等三人在一个夜晚溜去海边游泳，片刻体会久违的自由舒畅，但他们还将返回鼠疫笼罩的城市；另一种是鼠疫突然结束，长久期盼重返“正常状态”的人们却产生了不适应的感觉。

“2020”＋，红砖美术馆大型国际群展海报

“2020+”的开幕介于两种情境之间：Covid-19在全球流行，但在艰难抗疫之后，在“紧急状态”与“正常状态”之间，人们努力寻求适应。在世界范围内，病毒流行越出了免疫学的范围，触发了连锁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军事危机、生态危机与瘟疫流行相互纠缠，将尚未脱离社交隔离的人类社会引入一个更为危险和更为不确定的时代——其特征是正常状态与紧急状态之间的清晰边界趋于消失。

病毒不仅侵扰个人的身体，而且偏爱集体，偏爱那些经常出没于市场、监狱、宗教场所或娱乐场所的人，并最先在其家庭成员或亲朋好友之间传播；免疫管理要求人们保持社交距离，尽可能地从集体性活动中疏离，但又要求在不同区域之间形成严格的集体性边界。疫情重新界定了社区、城市、边界、海关的意义，同时也依次重新分割了陆地、海洋和天空的交通。保护与排斥、团结与疏离、防范与相互需求以新的形式重新确立，而表述这些新矛盾的语言（民族、国家、主权、族群、区域等等）却多半是旧的。在旧的语言已然匮乏的时刻，艺术能够提供准确表述新情境的语言吗？

汪晖在红砖美术馆展览“2020＋”新闻发布会现场，视频连线发言

生命与死亡的个体性在大流行中急剧下降，人们每天注视着上升或下降的数字，将分离与放逐作为社区或国家的自我保护政策。人的消失，如波浪退去一般，变成群体事件。在这一巨大的群体性事件中，我们该如何重新凸显个体生命及其对自身意义的理解？向不同语境、不同文化、不同社会政治条件下的个体发出“我会死的”追问，在死亡终端的阴影下凸显生命的多重状态，或许正是进一步追问的出发点。

在目睹一个一个独特的人回应这一问题的同时，我也不由得想到在武汉危急的时刻，无数的医务工作者、无数的志愿者，以及无数不得不困在原地却时刻关注危难中的同类的匿名者，明知个体终将死亡，但依旧舍身忘我，投身拯救他人生命的事业，那种“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情感，当代艺术有可能超越个人主义方式再现其中的集体性能量和潜藏在这些行动背后的对于人类命运的追问吗？

杨振中，《我会死的》，2000 (持续至今)；红砖美术馆展览现场

病毒的流行大幅度地提高了人类社会对于科学技术——尤其是医学和数码技术—的依赖，但同时也在科学与政治之间造成了边界纠纷。科学研究过程和成果的确认需要悬置政治影响、经济资助、国际合作、立项过程等“外在因素”，科学家也一如既往诉诸科学的自主性为自身行为辩护；然而，如同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科学研究过程对于社会性的排除本身正是科学的社会性的表现。在疫情之下，国际关系、政府背景、国家决策、社会评价、公众舆论和各种流言冲破了科学技术的常规边界，不仅研究机构的资金来源、合作关系及公共卫生专家的社会身份，甚至国际卫生组织本身，均面临“政治检验”，而且科学家及其研究本身也被置于政治显微镜下审视。

意大利哲学家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医学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医学化”，但这两个概念存在着局限：如果科学对于社会性的排斥本身正是其社会性的表现，有什么语词可以更准确地表述医学与政治或社会性之间的关系？

全球生态危机促使人们重新检讨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但疫情危机同时也加强了人们对于技术的依赖，促发了对停工停产及供应链断裂的恐惧。数码技术不仅改变了传播方式，而且也改造了社会关系——从远程教学、远程会议、远程展览到亲朋好友的联系模式、国家的管理模式和教育体制无不因此而发生巨变。疫情也打破了互联互通作为和平自然通道的幻觉，信息咨询的发达、社交媒体的狂欢无法自明地等同于公共性的扩展，恰恰相反，公共性的支离破碎正是其后果。《世界邮报》（The World Post）在一篇导读中指出：在当代语境中，互联互通也可能成为分离性的驱动力。在所谓后真相时代，艺术能够担当起反媒体的媒体的角色吗？什么样的文化与政治的条件可以让技术上的互联互通成为对话、沟通和交融的渠道？

“2020＋”展览现场

紧急状态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其规模和长度均前所未有。理论家们担心社会政治程序为突发性机制所取代，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将不得不屈从于更多的干预，而技术手段的大规模发展正在为这种干预提供超强便利。但是，对技术的依赖难道仅仅是紧急状态的产物吗？我们必须追问：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关系的危机是由紧急状态造成的吗？抑或相反，紧急状态不过是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危机的产物？紧急状态提醒人们：社会需要自我保护，生活需要自我管理，生产和生活方式需要重新调整，不平等的全球关系需要加以变革。紧急状态常态化诱导人们像平常一样从事各自的工作，在返归常态的欲望驱动下，自觉自愿地遮蔽造成紧急状态的条件，让生活世界“不受影响地”绵延。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的功能与使命恰好相反，即创造一种如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真正的紧急状态”：促成新的认知和敏感的形成、新的表达形式的诞生，进而为我们置身的时势的转变提供灵感与契机。

因此，“2020+”并不只是一场展览的主题，它意味着一种不确定的未来，一种“真正的紧急状态”，以及习以为常的（包括当代艺术的）旧语言的失效和多种可能性的诞生。

撰文/汪晖

2020年7月28日云南旅次

本文原载于“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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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木青

图源｜“澎湃新闻”、“红砖美术馆”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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